青铜文化是商朝最重要的文化，
而最具有代表性的，“国之重器”，
也唯一称得上“镇国之宝”的青铜器之王
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--司（后）母戊大方鼎。
一、文物简介：
司母戊鼎，亦称司母戊大方鼎、后母戊大方鼎、母戊方鼎。司母戊鼎腹内有“后母戊”三字，因而得名，鼎呈长方形，有双耳，通高133厘米，重达832.84公斤，是目前已知的最重、最大的鼎类青铜器，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堪称镇国之宝。
二、文物起源。
据专家考证，商朝第二十四任国王祖庚为祭祀其母，铸造了方鼎，还有一种说法，认为是祖庚三弟，第二十五任商王祖甲铸造的。
商王祖庚是商王武丁的次子，其兄长祖己受后母诬陷，被驱离出京，后含冤而死。
武丁的三弟祖甲是后母所生，父亲偏袒他，有意以其为继承人，祖甲认为有违礼制，不想和二哥争位，于是悄悄离开京城。
武丁去世后，祖庚即位。
祖庚遵行礼制，积极开拓，商朝的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。为表达孝心，祖庚特铸造方鼎祭祀母亲。
祖庚去世，遗诏令其异母弟祖甲继位。
三、文物出土：
司母戊鼎在民国时期出土。
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春三月，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在野地中寻宝，探杆深入地下十三米时，碰触到了坚硬之物。
吴希增回村子找来十余人，趁着夜色挖掘，为防备驻守在附近的日军发现，天亮时，这些村民又用原土回填了洞口。次日夜间，村民增至四十余人，继续挖掘。
村民连续挖掘三个晚上，终于抬出了一尊铜锈斑斑的大方鼎。
司母戊鼎出土之后，被村民秘密运回村里，藏在了吴希增堂弟吴培文家中的院内，以柴草掩盖伪装。人多嘴杂，最终还是走漏风声。
有人向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田荣告密，说出了方鼎的藏匿地点。
不久，黑田荣来到吴培文家，发现了柴草堆里方鼎，他围着方鼎惊叹不已：“宝物！宝物！”见识广的黑田荣一看到大鼎就惊呆了，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话就回去了。
后来的一天，100多日本兵来到吴家找鼎，吴培文一家事先得到风声，先行逃走。可能是黑田荣没有交代清楚，这拨人把吴培文家翻了个底朝天，没有找到“大炉”，就走了。
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后，吴家兄弟认为还是把“大炉”卖了安生，北京的大古董商肖寅卿把价格出到20万大洋。但他提出要求，需将大鼎切割成数块藏入木箱，以掩人耳目，方便运输。当天夜间，村民取出铁锤、钢锯等工具，开始切割方鼎。
吴培文认为这是作孽，夜空中切割的声音异常刺耳，仿佛是先人的诅咒，于是劝阻村民，将方鼎保护起来，村民多有同感，于是放弃了卖掉方鼎的想法。
一天，日军派兵百余人进村，搜查司母戊鼎，却无果而终。为了令大鼎躲过日军的搜查，吴培文以二十块大洋，买来一尊仿造的赝品，藏匿在自家的炕洞内。
几天后，日军派兵再度闯进村里，直接来到吴家，搜到了那尊赝品方鼎，随即扬长而去。吴培文将方鼎托付给几个吴姓的族人，外逃他乡避难，直到抗战胜利后，才回到了安阳老家。
1946年6月，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官员打探到大鼎的下落，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后来，风声传到了驻扎在河南新乡的国民党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。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，王仲廉得知此事，就想把大鼎当做送给蒋介石的生日贺礼。这样，后母戊鼎被运到了南京，蒋介石没有私自接受这件礼物，指示有关人员将大鼎交给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。
1948年5月29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，轰动南京城，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亲临参观。
1949年，国民党撤离大陆，准备把司母戊鼎运往台湾，因为大鼎太重，慌乱中被遗弃在南京飞机场。
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司母戊鼎，将其移送至南京博物院。
1959年，中国历史博物馆（后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）建成，司母戊鼎被调运至北京，此后一直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四、文物特征
商后母戊鼎，又称司母戊鼎、司母戊大方鼎，是商后期（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）铸品，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《古代中国》基本陈列展厅内
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、口长110厘米、口宽79厘米，重832.84千克；器厚立耳，折沿，腹部呈长方形，下承四柱足 。器腹四转角、上下缘中部、足上部均置扉棱。“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，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 。
商后母戊鼎，形制巨大，雄伟庄严 ，工艺精巧；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，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 。足上铸的蝉纹，图案表现蝉体，线条清晰 。腹内壁铸有“后母戊”三字，字体笔势雄健，形体丰腴，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，间用肥笔 。
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；商后母戊鼎的铸造，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，而且组织严密，分工细致，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；2002年1月18日，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《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》
五、出土环境
原来，当年此鼎被安置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后，郭沫若带团队对其进行严密考证。随后，他们发表的学术报告称，鼎内壁上的铭文为“司母戊”三个字，表明此鼎应该是商文王为祭祀母亲“戊”而特地铸造的。
商周时期，铜鼎是十分重要的礼器，后母戊大鼎就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王室重器。后母戊大鼎，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殷墟墓，是商代青铜文化巅峰时期的代表作，因鼎腹内壁铸有铭文“后母戊”字样，故以此命名。此鼎因巨大精美的外形，后母戊大鼎被誉为“青铜器之冠”，也我国目前已出土的最著名的四足方鼎。
六、文物更名：
此鼎，是商王为祭祀其母亲戊而铸造的。只是“母戊”指谁呢？
有学者认为，该鼎为商王武丁之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，因此它或是祖庚，或是祖甲铸造。由此推测，母戊应该是指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好。
不过，此鼎之前的名字却不是这个，而是叫“司母戊鼎”。铭文中最上方的那个字到底是“司”还是“后”，至今还有争议。
原来，当年此鼎被安置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后，郭沫若带团队对其进行严密考证。随后，他们发表的学术报告称，鼎内壁上的铭文为“司母戊”三个字，表明此鼎应该是商文王为祭祀母亲“戊”而特地铸造的。
于是，这尊“国之重器”有了自己的名字--司母戊大方鼎。
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、考古资料越来越健全，很多学者提出，“司母戊”应该是“后母戊”。
晚商时期，“后”代称君主，“母”指“母亲”，但是“后母”却不是“继母”的意思，而是“君主的母亲”，“戊”则为君主母亲的名字。
而且，在当时的文字中，不管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中的用字，均存在正反通用的情况。即铭文中这个看去为“司”的字形，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是“后”的异体。
于是，２０１１年３月底，国家博物馆正式把“司母戊鼎”更名为“后母戊鼎”，接着教育部也更正“司母戊鼎”这一称谓。
总之，作为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，后母戊鼎呈现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，以及高超的技术水平。
七、商朝青铜器为什么那么发达？
商朝青铜器为什么那么发达?中国的历史上，夏商周是典型的奴隶制国家。尤其是商代，开始出现了令世界为之一振的大型青铜器，这些青铜器造型古朴大方、纹饰优美。
第一，历史的传承。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青铜文化的产生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不断发展中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。在中国的原始社会，人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生产、生活技能。例如，在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中，人们已经过上了典型的氏族生活。这里的人们不仅身穿兽皮制作的衣服，而且在衣服的类型中，已经有了丝绸的影子。
中国古代的人们，开始烧制陶器、瓷器，作为盛水、煮饭的工具。陶器，是人们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财富与物质财富。距今4000多年以前，中华历史上的治水英雄大禹，曾经利用天然的铜矿，铸造了九鼎。从此，中华大地又被称为九州。可见，从那时起，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炼浇筑的记忆。商朝青铜文化的繁荣与兴盛，是与夏朝历史分不开的，也是在前朝青铜冶炼技艺的基础上，逐渐发展起来的。
第二，商朝军事实力强大。
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，为了强化管理，商朝也曾多次迁都，积极对外开疆拓土。商朝的军队，战斗力强悍，商朝的兵器，其制作手法与攻击性能，均高于西周初期的兵器。正是因为有国家发展与领土扩张的意识，在商朝的历史中，对外用兵比比皆是。
商朝大胜的记录，也常常在甲骨卜辞中，呈现出来。例如，在商王武丁时期，他的王后就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奇女子，曾率领商朝的军队，击败了来自西北的戎狄的渗透与入侵。在那些陪葬的奴隶坑中，我们居然发现了欧罗巴人的影子，也说明了商王朝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强大的战斗力。
第三，文化的繁荣。
强大的军事实力，就让商王朝有了足够的实力，获取天下的财富，包括青铜资源。由于要经常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，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礼器，就成为商王与神灵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。于是，大型的精美礼器，也随着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，而逐渐大量出现在祭祀、陪葬坑内，包括我们现在的出土的四羊方尊、后母戊鼎等
